“返归六经：新材料、新观念、新方法暨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召开
为进一步推动传统经学的探源性挖掘和原创性研究，缅怀马一浮先生在文史领域的精神引领作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日前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文献》杂志社联合举办“返归六经：新材料、新观念、新方法暨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执行院长冯国栋主持。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以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杂志社代表先后致辞。开幕式结束后，著名学者杨国荣（华东师大）、彭林（清华大学）、桑兵（浙江大学）、王军（北京大学）分别就经典的意义、《乐记》的作者、马一浮与理学的命运、大规模经学文献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发表了各自最新的研究心得。
大会发言后，专家学者围绕经学文本与经学史、新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经学数字化和马一浮思想研究等专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为经学研究提供新视野。在易学研究中，李守力（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结合集安八卦和海昏竹书等材料认为《说卦传》三至六章保留了《连山》《归藏》遗说，是浓缩了的易卦演化史。陶磊（浙江大学）借鉴量子理论，区分了“易”与“易学”，并指出应该建构立足于多元文明与多元认知背景的新的易学知识范式。
《尚书》的文本、主旨及《尚书》学史受到学者关注。程浩（清华大学）参考安大简《诗经》认为《西伯戡黎》“格人元龟”之“人”是入汉后的儒者对“以”的误读。赵敏俐（首师大）综合二里头等考古成果，认为《禹贡》是中华早期历史的神话式书写，为大一统观念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理基础。刘光胜（孔子研究院）指出在清华简等证伪《古文尚书》后，对汉魏孔氏家学的研究要开启由“证真”向“察伪”的根本性转向。
在以《礼记》为基础的研究上，陈赟（华东师大）认为《礼运》“太一”“大同”分别是原初秩序经验的宇宙论和政治——伦理的刻画，“大同”是秩序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关长龙（浙江大学）参考现代人工智能的结构设计，以《大学》“诚意”为出发点，论述了“意”字的本义、所指及存有功能，建构了主体生命结构中“意”之场域。杨华（武汉大学）重申了《礼记》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吴柱（山东大学）认为《表记》《论语》“中道而废”，《中庸》“半途而废”的本义是中道而毙、死而后已，反映了儒家对“好学”的终极定义和“仁道”的终极追求。
在经学文本纂辑与流传的探讨中，徐渊（同济大学）分析了《论语》在战国时期的“二次成书”过程与《论语》的各篇辑纂方法和选篇原则。虞万里（浙江大学）据蜀石经《周礼·考工记》残拓，从文献和文字两方面推知蜀石经与开成石经同祖兼经注的太和旧本，蜀石经注文大致是太和旧本的面貌。
对出土文献的专门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话题。在清华简研究中，曹峰（人民大学）认为《五纪》从超时空、大一统的意识出发，构建出严整的天人秩序，是一种王官之学。李若晖（人民大学）通过分析《系年》第一章所载“籍礼”体现的意义与矛盾，论述了该章反映的历史认知逻辑。在铜器铭文研究方面，贾海生（浙江大学）结合传世礼书，揭示了家伯束孑阝簋铭文体现的礼制。对古文经的研究离不开出土文献，李守奎（清华大学）分析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古文与古文经，探讨了先秦经籍的面貌，阐述了新材料视野下的古文经对以及古文经对当代研究的启示。
新见文献往往能推动学术繁荣。苏芃（南京师大）认为《春秋经传集解》敦煌写本残卷与日本中村不折旧藏出自一卷并重申了《左传》“皆占其徒”的讹误问题。张丽娟（北京大学）探讨了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刘叔刚刻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的版刻流传、文本源流与校勘价值。吴仰湘（湖南师大）据哥伦比亚大学藏《新学伪经考》陈廷瑛批校稿，认为陈廷瑛对“新学伪经”说的攻击折射出晚清中国经学“尊孔崇经”传统的痼弊。张凯（浙江大学）参考康有为《周礼》札记，分析了康有为和廖平思想的差别。
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话题。徐永明（浙江大学）通过介绍“智慧古籍平台”和OCR校对技术，说明了新技术的应用对文旅研究和古籍整理的意义。唐宸（安徽大学）建议运用数字人文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等多样化技术手段，建构具有文本呈现可靠性、扩展空间前瞻性和特殊文献兼容性的智慧化专题数据库等高质量基础设施促进“三礼”数字化研究的深入。
经学史研究是历久弥新的议题。在先秦经学史研究中，景海峰（深圳大学）论述了孔子在文本经典化的地位和作用；毛瑞方（北京师大）从文献学史的角度分析了“六经”成为官方正经的过程。邓秉元（复旦大学）探讨了墨学与子路一系儒学的精神联系。在汉代经学研究中，丁鼎（山东师大）指出齐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两汉经学的源头。徐兴无（南京大学）从“一端与连类”“经义与象类”两方面分析了汉代经学的话语形式。程苏东（北京大学）认为郑玄对《洪范五行传》的注释体现出“结构取义”的解经思路，强化了《洪范五行传》与“六艺”经传间的联系，提升了汉代《洪范》五行学系统化和经学化水平。
研究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义疏学非常重要。童岭（南京大学）结合日藏义疏学佚籍文献，重新审视了南北朝至隋代义疏学佚籍。刘玉才（北京大学）在论述吴骞《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成书的同时认为此书诸传本间尚有研究空间。在对宋以后的经学史研究中，张涛（清华大学）认为《四库全书》辑本《周礼新义》附《考工记解》是《永乐大典》载郑宗颜《周礼新讲义》中“王安石曰”部分，与《字说》联系紧密，但难以否定前人“王安石‘不解《考工记》’”的记载。杨浩（北京大学）认为明代欧阳德对四书的理解注重与良知学的结合，强调通过内省、实践和修养来实现良知的体现和发展。
不少学者还提交了关于儒家经注形成和对《十三经注疏》整体研究的论文。顾永新（北京大学）认为儒家经典的正经正注是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方向东（南京师大）从阮刻《十三经注疏》的角度揭示了经、注疏、释文存在的问题。王锷（南京师大）梳理了《十三经注疏》的汇集、校刻和整理过程，指出欲整理出超越或代替阮刻本《十三经注疏》，还需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治学门径与读书方法是本次会议的特色话题。傅杰（浙江大学）回忆随沈文倬先生读书的往事，谈论了关于读书和做学问的心得。漆永祥（北京大学）以自身治学过程中的不足为例，提醒在场学者应重视文献考据的功夫。
对马一浮先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焦点话题。在思想方面，董平（浙江大学）认为马一浮先生的“六艺论”重构了以“六艺”为代表的文明价值，突出了文本、思想、历史的多维统一。何俊（复旦大学）指出马一浮先生以朱子为宗，又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其用朱子学统摄阳明学的方法，既化解了理学与心学的冲突，又阐明了他新的思想。徐儒宗（浙江社科院）强调马一浮先生“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的思想体现了现代儒者对中华文化必将引领世界文化的高度自信。严寿澄（上海社科院）从“尽心”“识仁”“知要”“达常”四端概述了马一浮先生的论学要义。在书法用字方面，吴晓明（浙江大学）认为马一浮先生书法用字特点是以小篆为正、以法帖用字为据和用字宽容。此外，陈谊（浙江省图书馆）展示了浙江图书馆珍藏的马一浮先生批校古籍，激发了在场学者的强烈兴趣。
本次会议以马一浮先生“复性明体，开物达用”的精神为依托，以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为主题，趋新求进，重在预流，反映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动态。会议现场讨论热烈，体现了学者扎实的学风、广阔的视野以及将主敬、穷理、博文、笃行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的美好愿景。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2023年6月21日（记者 | 刘博超 通讯员 | 贾海生 杨羚）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
本文编辑：寿容儿
责任编辑：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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